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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话题第3715期:女厕排长龙多年,提高女厕位比例不是特权

时间:2016-12-01 12:41:19

偏见一:女厕不够用是因为女性太磨叽

“解决女厕所紧张问题的关键,难道不是手机信号屏蔽器吗?”“女厕不是少,有些女的蹲进去还要化妆。”每每有人提到要增加女性厕位数量,这几种观点就很盛行。

把女性如厕时间长,归结于玩手机、化妆,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偏见。世界厕所组织(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)的研究将两性小便时在厕所中的平均停留时间精确到秒:女性需要89秒,而男性仅需39秒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还表明,怀孕以及正值经期的女性如厕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。

所以给女性提供更多厕位,首先是基于男女生理差异的基本需要。

偏见二:既然鼓吹男女平等,那就一切平等,增加女厕位是针对男性的“性别歧视”

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很多,却没有哪一样像性别表现得这么明显。尽管“男女平等”是文明的标志,中国也把“男女平等”写进了《宪法》,但就现状来说,“男女平等”更多是一种价值倡导,是人们在性别平等方面的一个努力方向。

男女平等,要建立在承认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础上,它不能和“男女相同”直接划等号。现代社会提倡的“男女平等”,应该是对女性生理局限的包容和对女性人格的尊重,并在现实层面采取措施对女性进行适当补偿,以减少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。

2013年九城市男女厕所厕位比例调查。图片来源:新华网。2013年九城市男女厕所厕位比例调查。图片来源:新华网。

那些以“男女平等”嘲讽增加女厕位的人,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——男女公厕的数量并不是对等的。2013年发布的《全国九城市公共厕所男女厕位状况调查报告》中,被调研城市无一达到男女厕位1:1.15的合格线,相反男厕位全部多于女厕位。

提高女厕比例,不仅能解决女性如厕难的问题,有利于女性健康,而且也能减少同行男士等待的时间,男性也是受益者。这恰恰说明,正当的权利绝非东风压倒西风。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,并不意味着男性权利的减损。

空间即权利。女厕排长龙现象如此严重,主要是因为在构建公共空间时,缺乏性别平等意识

女厕少,不仅因为成本问题,还因为“路径依赖”——现在如此,是因为历史上一直如此。

由于过去女性参政或是出席其他公开场合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性,所以许多历史建筑,例如美国国会大厦,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设计女厕所。几百年过去了,随着社会的发展,公厕一再演变,在设计和科技上都有了可观的进步,却始终未能解决女性如厕难的问题。可以说正是落后的性别意识损害了女性的正当权利。

女性真实需求与女厕位数量之间的矛盾,其实是女性身体与公共空间冲突的投射。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空间,每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,都依赖一个支持活动的空间。而空间是有性别属性的,空间即权利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公共的、生产的、支配性的空间属于男性,而私人的、生育的、从属性的空间则属于女性。

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在《被建构的女性——当代社会性别理论》一书中研究了空间的性别化特征。沈奕斐认为,尽管从表面上看,工作场所、娱乐场所、交通工具等公共空间的设计、制造、布置是中性的,但事实上,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男性化特征比较明显,更体现出以男性中心、忽视女性的倾向。比如不方便(女厕位数量少),考虑不周(公车的把手过高),有敌意(女人不能进祠堂)。公共空间过于男性化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女性被赶出公共空间。

公共空间的男性化特征成因并不难理解。父权制是这个社会的根基,我们的衣食住行、思想语言、规章制度都由它塑造,所以公共空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色彩。生理上的差异只能区分两种性别,并不足以独立构成当下的男女两性文化以及性别观。后者是一系列庞大深奥又根深蒂固的文化、制度体系,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关系演绎不断再现它、强化它。

该不该增加女厕位其实是一个性别平权议题,而此类议题的讨论在中国面临尴尬

国内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常走向两个极端:一方面是对切实的需求置若罔闻,比如女厕位紧张。一方面是隐含着歧视的过分“关爱”,比如“女性专用停车位”。

前段时间,某地一些大型商场为“方便”女性停车,设置了一批比一般车位大的“女性专属停车位”,有女权主义者不买账,认为这是“歧视”。不少男性对此难以理解:已经在照顾你了,怎么还不依不饶?女人怎么这么难伺候?道理其实很简单,“女性专属停车位”有一个隐含的前提——“女性不擅长停车”,但不擅长停车的司机有男有女,也没有坚实的调研和数据能支撑“女性停车比男性停车差”的结论。这种以错误暗示群体不足为前提的“关爱”,不仅加深了社会对女司机的成见,也损害了男司机的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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