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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的改革,为什么会被宋仁宗抛弃? | 短史记

时间:2019-06-28 08:21:38

问:能不能说一说范仲淹和庆历新政?


自秦汉至明清,两千余年的中国帝制时代,出现过许多变法。


这些变法,绝大多数以解决财政困难、增加皇权收入为核心目标。


比如: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“有道之国务在弱民”,追求最大限度地汲取秦国的人力物力;汉武帝改革的手段是发动声势浩大的“算缗告缗”运动,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彼此的资产,造成了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,……民偷甘食好衣,不事畜藏之产业”的后果;唐德宗任用杨炎变法,以“两税法”取代“租庸调”,实际上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(暂时法外之法),全部纳入到“两税”这个大口袋之中,使之变成正规赋税(那些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,随后又再次出现)。王安石变法,虽然高举着“方田均税”的旗帜,但并没有认真去做“方田均税”的工作,而是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青苗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上面,因为它们可以大幅给宋神宗增加收入;再往后,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雍正的“摊丁入亩”,都不过是唐代两税法的翻版。


比较之下,范仲淹所主持的“庆历新政”,是一种难得的异数。


图:范仲淹像


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,主要目的不是敛财,而是缓解民生疾苦,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


庆历三年(1043),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“条陈十事”,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,其中有八条,涉及到了对官僚的整顿。


第一条叫做“明黜陟”。简单说,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、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“论资排辈”旧例。只有做出了“大功大善”的官员,才能得到升迁。


第二条叫做“抑侥幸”。简单说,就是减少官二代、官三代靠着“恩荫制度”,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。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,宋代靠着“恩荫出仕”的官二代、官三代们,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.9%(在宋真宗时代,比例可能更高)。


第三条叫做“精贡举”,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、要加大选拔难度。


第四条叫做“择官长”,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、举荐制度。


第五条叫做“均公田”。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“职田”(用作俸禄之用,离职时交回朝廷),多的吐出来,少的补上去。


第六条“厚农桑”,是要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。第七条“修武备”,主张恢复府兵制,是希望加强国防力量。


第八条“减徭役”,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(比如合五县为一县),来减少官吏的总量,进而减少民众负担。


第九条“覃恩信”,建议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(赦书中及民之事)的执行情况;第十条“重命令”,建议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(宣敕条贯)的执行情况。


除了第七条,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,“皆以诏书画一,次第颁下”,被写入诏书之中,成了“庆历新政”的改革内容。


在帝制时代,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目的、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,毫无疑问,只能依赖皇权。


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。


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,但官僚的利益,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。皇权希望官僚“尽职尽责”,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,并维持统治的稳定,但官僚往往更在意“任内不出事”和“任内捞足钱”。


论资排辈、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,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,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。这些规则,带来了“冗官”(人员严重超编)、“冗费”(财政不堪负荷)和玩忽职守(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,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),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,显然都是不利的。


所以,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改革。


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,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。


他发现,在整顿官僚的过程中,范仲淹等以“君子”自居者,公开肯定“朋党”,抱成了一团。


在皇帝眼里,官僚中的“好人(君子)抱团”,比“坏人结党”更有害。后者为了腐败怠政,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;前者则相反,为了所谓的“政治理想”,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。


对“好人抱团”这件事,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。


早在宝元(1038~1040)年间,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逊:


“君子小人各有党乎?


张士的回答是都有,不过“公私不同”,好人抱团为公,小人结党为私。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的回答。他转而强调“法令必行,邪正有别,则朝纲举矣”——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、执行朝廷的法令。


图:宋仁宗


到了庆历四年(1044年)四月,当主持“庆历新政”的范仲淹,因损害了官僚们的利益而被指责搞“朋党”时,宋仁宗对着范仲淹,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:


“自昔小人多为朋党,亦有君子之党乎?


皇帝提出这个问题,并不是真的在提问,答案早已在他心中——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“退无私交”,一盘散沙。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,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,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,去修正自己的言行。


上个月,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“御书十三轴”,里面列有“治政要目”35项,其中之一正是“辨朋比”。


但范仲淹的回答,令宋仁宗非常失望。他说:


“臣在边时,见好战者自为党,而怯战者亦自为党,其在朝廷,邪正之党亦然,唯圣心所察尔。苟朋而为善,于国家何害也?”


大意是: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,好战者会结党,怯战者也会结党。朝廷中也是一样,好人会结党,坏人也会。结党做好事,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?


范仲淹觉得,朝中好人团结起来对国事无害;但宋仁宗觉得,臣僚们抱成一团,对自己是有害的。


同月,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,又自诩为“朋党”,公开撰文《朋党论》,为“好人抱团”正名,还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。文章说,“朋党”是个很正常的东西。自古以来,君子与君子“以同道为朋”,小人与小人“以同利为朋”。皇帝应该做的,不是禁止“朋党”,而是“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”。


宋仁宗更加不高兴了。


他决定终止改革。


这年六月份,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,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,另立新君。流言很蹩脚,毫无可信度,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——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,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。为求自清,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,离开中央,去地方做陕西、河东宣抚使,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,也离开了中央,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。


这年九月,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(大体相当于副宰相)。


限制官二代、官三代靠“恩荫”上位,是“庆历新政”的核心内容。皇帝如此任命宰相,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。


十一月,又发生了“进奏院事件”。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,举行进奏院赛神会,饮酒作诗,召妓相陪,席间的某些言辞(如“醉卧北极遣帝扶,周公孔子驱为奴”)被有心人记下,成了弹劾的罪状。


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,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,皇帝遂借题发挥,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,大谈盛世之下,只应有君明臣哲,绝不该存在“朋党”,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、赞贤荐贤的风气,命令相关部门“采察以闻”,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。


诏书指向明显,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。心领神会的范仲淹,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。庆历新政,至此遂彻底归于失败。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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