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郧阳民变:大明朝给自己在内地也设了边境

时间:2019-06-28 08:21: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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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区话题丨你怎么看这场发生在明朝腹地的大规模叛乱?



自明朝建立开始,其在涉外领域的保守与封闭,就在海陆的各条边疆上持续展开。除了海禁政策与长城防线,其他非重点区域的关口也多由军镇掌控。但你或许不会想到,类似情况在王朝治下的内陆地区也同样存在。这种长期的封闭与不作为,最终酿成了15世纪后期的郧阳民变。其规模也足以堪比后来灭亡明朝的李自成叛乱。


明朝特有的土地管理模式

元末明初的战乱 造就大片的无主之地


由于元末混战的巨大破坏力,明朝初期的人口显得比较不足,无主之地倒是多出不少。在此背景下,明朝得以用自己控制的大量荒地来安置军事化屯田人口。在照搬了元朝留下的户籍制度和动员体制后,形成了皇庄-卫所-郡县的三足鼎立局面。


其中,除了民事成分居多的普通郡县,皇庄和军事卫所都属于帝国控制体系的重要分支。因此,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很强的资源损耗和内部扩张属性。前者受惠于朱元璋留下的祖制,供养地位极高的藩王宗室。虽然在朱棣篡位后,已经不再具有地方管辖权,但还是要中央不断投钱进去维持正常运转。后者则受制于明朝人的动员学理念,逐步将大量军户转化为供养军官阶层的国家农奴。当明军进入需要募兵的时代,依旧因利益问题而无法裁撤。结果,他们都无力向边疆以外的地区扩张,只能以吞噬内部资源的方式存在。


明朝从开始就对外部世界抱有天然敌意


当然,在以上三类土地之外,还存在众多形式各异土司领。其中既有顶着卫所名称的规划蒙古人,也有自治属性较强的苗人、壮人等南方山民。他们的私家军在明朝中期,逐步成为朝廷倚重的战斗兵源。因此,朝廷在限制其生存空间之余,也给了一定的保留区。这样的结果,无疑是土司领长期存在,但绝大部分又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增涨。只能是在朝廷直属的铁三角地块之外,做到独善其身的苟延残喘。


最后,还有存在连土司领地位都不如的三不管地带。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居多的南方,依靠特定河流维持最基本的交通联系。由于地形问题和历史原因,明朝在前期都没有在当地建立任何郡县或卫所机构。临近的土司领也因为朝廷限制,不可能越境往这些地方发展。于是,这类地区就成为了流亡人口和盗匪集团的天然避风港。


明朝前期的 襄阳府就存在大量的三不管地区


荆襄也在国境之外

长城与九边防线 直接体现了明朝对外部世界的态度


针对不同地区的三不管地带,明朝官方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。例如,靠近蒙古的河套可以直接放弃,情况类似的晋北则以边军驻屯监视。如果地域转换到海岛,则以沿海水师和海禁加以限制。若这样的地方居于内陆,就可以采取针对土司领的办法,圈地禁入。


位于陕西、河南、四川和湖北之间的郧阳,就是明朝中前期最大的三不管区域。虽然境内多山而道路险阻,但依靠汉水流域的滋养,并不应该人丁凋敝。历史上,这里还是关中直抵荆州的重要纽带,是楚国与秦国争霸的旧战场,也是南朝北伐十六国的快速通道。哪怕是经历了宋元之交的混战,依然是人口繁盛的好地方。然而,由于明军西征过程中的肆意杀伐,让当地的原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因此,沦落到连行政机构都没必要建立的惨况。


位于汉水流域的郧阳 曾是历史上的重要通道


从朱元璋立国到明英宗驾崩,这片以郧阳为核心的“无人区”被笼统的归属荆襄。虽然明初多有从人口稠密地区迁走住户,但郧阳的两头又是人口损失巨大的湖广和巴蜀,所以得不到移民制度的优先照顾。相反,明朝为了避免麻烦而将四周圈禁起来,设立类似边境的训练制度,以防脱离郡县或卫所的人口逃入其中。于是,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,这块位内陆区域所享受的待遇,比很多海盗落脚的岛屿还要严格。普通人要进入其中,付出的成本和困难度也和越境去蒙古类似。


当然,正如明朝无力阻止东南海商和西北马帮,郧阳一带的流亡人口也逐步增加起来。他们当中既有因灾荒而失去土地的郡县农民,也有因不堪压迫而出走的卫所军户,甚至还有许多行走在西南山麓间的小型商团。他们当中的不少人,也选择以这里为基地,建设自己的新家园。


每次饥荒 都会让大量的流民迁入郧阳地区


初期的生活非常艰苦,只能在刀耕火种之余,用打猎和采集手段维持。但当流亡人口迅速膨胀,成熟而稳定的定居点也随之建立。农民重新开垦土地,并且不担心自己的收成被县官征缴。他们的成功也很快吸引了更多人赶来投奔。尤其是在灾荒发生的年份,大量破产人群会自然而然的选择越境,到这片世外桃源来寻得庇护。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按照不同山头,组织自己的聚落群体。虽然官府对此心知肚明,但因为地方财政的吃紧而无力阻拦。毕竟,很多卫所士兵也会选择遁入这片化外之地。


事情发展到明英宗继位,当地已容纳了约150万流亡人口。除了必须的农业生产,还有商人到当地发展实业,组织起原始的手工工场。也有人因境内存有不少矿藏,组织人群进行开矿。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当地经济,也让原本散乱的人群有了大范围组织能力。以至于在明朝控制区被不断打压的白莲教,也顺势传入郧阳,并在地方上拥有了众多信徒。


荆襄流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生产恢复


顺势而起的汉王

南征北战的明英宗 一直对荆襄流民问题不上心


早在明英宗继位之初,就不断有地方官向中央告状,表示无力控制荆襄边区的流民团体。但在需要频繁用兵的皇帝看来,郧阳的价值实在是不如南方的麓川和北方的瓦剌。因此,他只是让地方努力将流民们召回,而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援助。期间,郧阳的人口继续快速增涨,明军的主力却在云南和土木堡折损严重。


1465年,明英宗驾崩,并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留给了儿子朱见深。随着西南各地开始爆发叛乱,明朝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和土司武装,去协助战斗力低下的地方卫所。荆州等地的卫所军,也将有限的战兵派往南方,造成了地区内的防务空虚。已经在郧阳当地小有名气的刘通,看准时机发动了正式叛乱。这位因逃荒而来到当地的河南农民,当众竖起黄旗,封自己为汉王,并迅速召集到40000人的追随。在他之前,郧阳当地的流民只有小团体而无大组织。在他之后,明朝才意识到自己在内地也养出了个心腹大患。


荆襄流民利用明朝的手忙脚乱 开始了正式叛乱


这年5月,明朝的征讨部队开始从京师南下。兵部尚书白圭亲自出马,率领总数达15000人的大军进入荆襄一带。此前,刘通已选择先下手为强,带着4000人进攻通向荆州的要地房县。但仓促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,并没有多少攻城战经验。荆州的明军在夜里抵达,用火把大张旗鼓的向围攻叛军示威。刘通因为担心遭遇大股官军,所以主动向后方撤退。但地方卫所兵也不敢继续深入,遭到郧阳各地的流民围攻。因此,直到白圭带着包括京营在内的强援抵达,明军才开启正式的平叛作战。


他们兵分四路,同时向汉水上游挺进,迫使刘通无法集中力量进攻其中的任何一支。虽然叛军在理论上拥有数万之众,但组织非常涣散,也缺乏大规模军事经验。面对京营、边军和蒙古骑兵的组合,根本没有多少抵抗力可言。明朝地方官府也在多年里不断派人深入郧阳等地,所以对内部的地形等情况有相当了解。在本年时间里,各支持叛乱的山头被逐个攻破。刘通及主要部下都被擒获,送往北京受审处死。


北方边军是剿灭第一次叛乱的主力


注定失败的二次叛乱

新的饥荒 再次让郧阳涌入了大量流民


但白圭的快速袭击策略,只是消灭了首批起事的刘通集团。在明军撤走之后,郧阳当地的情况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。除了被强制迁走的那部分外,其余人大都不愿意回到明朝统治的郡县,继续在三不管地带内聚集发展。


一直到1470年,新的灾荒在河南爆发。近10万人流离失所,只能向南进入没有人阻拦他们的郧阳地区。他们的到来,再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态结构,随即引发了第二次叛乱。这次起义的核心,换成了刘通的老部下李原,人数也扩展到10万。由于明朝在数年内不断在其他地方用兵,对于这个过程没有能力进行阻止。等到郧阳的事态再次恶化,才动员起超过25万人的平叛大军。


第二次叛乱的核心 李原


此次挂帅的项忠,是明朝中期的儒家典范。虽然不是军队出生,却有过很多将领都没有的丰富经验。不仅随同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,还在后来先后参与平定了瑶人、羌人和蒙古军户的叛乱。依照这些案例的经验,他在京营和边军之外,广泛招募贵州、湖南等地的苗人土司武装。准备利用兵力和战力优势,彻底荡平危险的荆襄流民区。


在具体策略上,项忠首先依靠大军将郧阳地区的主要对外通道封锁。由于当地的多山地形,让这项工作并不十分困难。接着,开始以招募屯田的手段,对来源复杂的流民集团进行分化瓦解。由于很多人刚刚从灾区逃出不久,很容易被再次吸引出山,留下旧的原住民继续坚守。


平定第二次叛乱的主力 实际是南方各省的苗人土司


此后,项忠便不断派遣土司武装上场,依靠他们提供的山地步兵强攻单独的村寨。由于苗人长期生活在类似环境,又每年定期进行军事训练,所以对类似作战是驾轻就熟。面对训练并不充分的流民,他们的长矛、苗刀和带有毒液的箭矢,都非常具有杀伤性。其余明军则可以在山下保持围困态势,并通过水路维持交通补给线的顺畅。如果有叛军赶来增援,就会遭到京营火器部队的射击,并被随后展开反击的小股骑兵击溃。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战法,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各山头的流民抵抗。毕竟,以糟糕的武器和战术,不可能击败越南火器和蒙古骑兵。


最终,李源和数千人的余部退往湖北西部的竹山一带。他们依靠山地设伏,多次打退了追击而来的官军。项忠便下令全军暂时后撤,将心急气躁的叛军全部吸引出来。当时,正巧遇到山洪爆发,叛军的后路被完全截断。明军抓住机会进行猛攻,才将这股顽敌全部歼灭。


坚持抵抗的义军 最后被洪水和明军同时包夹


到1471年的12月,整个郧阳地区被明军彻底平定。项忠为了彻底断绝此地的不安定因素,将数十万人强制驱逐出去。流民在官军的押解下,踏上了被遣返原籍的漫长路程。许多人因为缺少食物,在半路上死于饥饿。朝廷也开始对荆襄流民区展开郡县化改造,由于不少荒地已经得到开发,这些工作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。明朝还特意在当地设立郧阳府,作为控制这个四省交汇之地的中枢,算是长期解决了这个由自己造成的叛乱问题。


相比后来的李自成集团,郧阳的荆襄流民在诸多方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性。其核心成员不像李自成、张献忠和高迎祥等人,曾接受过正规军训练,并在出事阶段就有战友的鼎力相助。15世纪的明朝外部局势,也不曾有类似满洲的强敌牵制,可以集中全国大部分兵力在一个地方长期作战。因此,郧阳民变虽然在规模上超过了之前之后的很多同类型事件,但终究在影响力方面大大不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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